2011年2月16日，成都的天空异常阴霾，中国航空工业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航工业成飞公司高级顾问、著名飞机设计师屠基达。因肺衰竭抢救无效，屠基达于2月16日11时05分在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4岁。昨日上午，屠基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举行。

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展的先驱，屠基达一生中参与了15种飞机的修理、仿制、自行设计和改进改型工作，成功设计了初教6、歼5甲、歼教5、歼7Ⅱ、歼7M等5种飞机。没有屠基达等前辈的努力奋斗，枭龙飞机的前身超七早就夭折了，也就没有今天的枭龙。屠基达的名字，总能勾起人们对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记忆。

立志航空报国1年9个月设计出歼教1

1927年12月11日，屠基达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幼年的他，目睹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大摇大摆”地飞过。这“永生难忘的”记忆，决定了屠基达立志投身航空事业来救国的理想。1946年，屠基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工作。

1956年，在飞机设计领域开始崭露头角的屠基达被指名调往沈阳飞机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机身组组长。他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机身的设计，仅仅1年9个月的时间，1958年7月26日，歼教1首飞成功。

而立之年出彩72天初教6从纸上飞天

作为飞行事业的摇篮机初教6，被每一个中国飞行员所熟悉。屠基达就是初教6的设计师。1958年初，屠基达和林家骅受命担任初教6飞机主管设计师。在保证飞机强度的前提下，屠基达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初教6从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只用了72天。1979年初教6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成功并投入生产的第一个机种，获得国家质量金奖，现已生产交付了2000多架。　　　　屠基达在成飞公司大门口

1960年举家入川设计出“成飞发家机”

1960年，因搞导弹，屠基达被调入正在建设中的成都飞机厂，后担任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主任设计师。

歼5甲没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只有两架实物飞机以及全套歼5图纸和工装。在三年困难时期，屠基达率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设计队伍艰苦奋斗。1964年11月11日，国内第一个测绘设计的飞机歼5甲首飞上天。时任三机部部长的孙志远曾高兴地赞誉：“歼5甲是成都飞机厂的发家机。”

最终，歼教5以它良好稳定的性能，连续生产20多年，共生产了1000多架，至今已培养15000余名飞行学员，成为我国航校的主要教练机和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首用表演机，并出口援外10多个国家。

晋级“歼七之父”改进“跑得快的近视眼”

“歼7是跑得快的近视眼。”这句早期歼7飞机的飞行员的戏言，曾是“歼7”长达几十年的顽疾。1969年末，歼7改型任务由沈阳转交给了成都飞机厂，屠基达再次挂帅上阵。

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在1973年试制成功，1975年4月设计定型。屠基达又主持了含救生系统大改的歼7Ⅱ型飞机，改进后的救生装置在国内外使用过程中，多次弹射救生均获成功。歼7从I型、II型到通过出口发展到M型，前后共达30多项改进，创新色彩日渐突出。

从1987年起，集歼7所有改进成果之大成的歼7M，又开创了向其他几个国家改型出口的途径，成为我国唯一在国际军机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飞机。历史将屠基达的名字永远和歼7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联系在一起，这位“歼七之父”被永远地写进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史册。　　　　歼-7I战斗机（资料图）

他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

今年春节前，屠基达还在成飞公司工作。没有想到赴深圳与家人过年的一别，一次意外的跌倒，对于成都的同事和好友，竟成了永别。屠基达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蔼乐观的生活状态，深深影响着中航工业一代又一代的职工。

翻开屠基达亲自编写的飞行设计记事文集《难得几次飞》，首页一行小诗映入眼帘：人世稀能百，难得几次飞，岂能不敬业，风雨并言微。

“我与屠老之间的"三课之缘"，让我们青年航空人将其奉为"一生之师"。”成飞公司技术中心总体主管设计师张小波回忆说，屠老在与大家一起散步途中说过的话让自己终身难忘：“设计师笔下有黄金，也有人命，每一个小错误的代价都可能损失成千上万的国家资金，甚至是飞行员宝贵的生命。因此，每一个飞机工程师都应该深刻理解并践行"按费用设计飞机"的理念。干技术，就应该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去，坚守自己的理想。”

“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

屠基达的儿子叫屠征星，女儿取名屠征音，均寄托着父亲在飞机设计上的凌云壮志。

屠征星回忆说，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加班或开会，平常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年轻时，父亲对他的学校功课不太过问，但是鼓励他和妹妹多参加课外活动，于是他在小学就成为学校足球队队员，参加手旗培训，进入航模小组。父亲还支持他们多读课外书籍，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国际航空》杂志等，为他们儿时带来了对科技世界的憧憬。

在屠老的女儿屠征音的童年记忆却是这样的：“我的爸爸与别家孩子的爸爸很不一样，1.78米高的个子，与之不搭配的是只有五十几公斤超瘦的体重，30多岁时他的头发大面积谢顶，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走路飞快，看到我时总是露出亲切的笑容。”屠征音说，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几乎没有吃过他做的晚餐。如果遇到与他相处的机会，一定会赖着让爸爸抱或背。在她6岁时，爸爸买票请全家看过一次电影，可是只看了一半，就被人从电影院喊出去加班了。（记者王蕾）　　

屠基达回忆录：在文革中艰难前进的歼7改型　　歼-7I战斗机（资料图）

一、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

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

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想想妻子，想想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装备中国空军的歼-7I战斗机（资料图）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6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机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副主任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134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

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这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灯。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138号歼-7II原型机（资料图）

二、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

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

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

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边，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歼-7II战斗机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中，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

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机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落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是与部队同志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他们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航。

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笨一点，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科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部在北京召开十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海航的歼-7II战斗机飞行在台湾海峡上空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十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工型定型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以图-22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400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米～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1975年3月～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歼-7II战斗机（资料图）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大成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活动。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这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人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屠基达回忆录：逼上梁山背水一战歼7M诞生记　　1979年8月，屠基达带队去英国马可尼公司平视显示器分部谈判。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我们技术人员摆脱了20年来的重负，又还未套上名利的枷锁，心情的确陶醉在春天的芬芳之中，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没有后顾之忧地大踏步往前走。

1979年2月21日，我带着厂设计所和特设科的7位同志，应部里安排，赴京参加为歼7改装引进平视显示器等航电设备的对英谈判。出发时我脑子里全是歼7Ⅲ的事，我当时是厂副总工程师兼歼7Ⅲ第二总设计师，刚率小组从国外考察和要了两架飞机(MΦ和yC)、收集了不少部件残骸回来，没有任何主持引进航电设备的思想准备。原来厂里定的是由主管特设的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同志等去谈判，临行前不久，谢明同志接到部里电话，指定要我带队去主谈，于是补买了火车票，就和陈志立、邱普达等同志一起出发了。

在硬卧车厢坐定之后，我向军械设计员高维勤同志借了一本载有介绍平显文章的《航空设备》，开始从书本上了解什么是平显，临阵磨枪，仓促上阵。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吕部长及段、陈、徐副部长率20余名专家去西欧考察，这是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

春节前在北京开过一次考察后的情况介绍会，我没有参加。之后，部里决定首先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来京谈判，以后还要与斯密司公司、费伦梯公司以及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谈。当时，西德不同意和我们合作。引进设备先在歼7上改装，改装工作定在132厂，132厂对外开放。引进后确认好，再改歼8。我们一行到京后，听了主管这项引进的外事局魏祖冶局长和随吕部长一起赴西欧考察过的杨光中处长介绍了情况和设想后，就与谈判组全体同志一起投入了准备工作。

谈判组除三机部和四机部部、院机关的有关领导同志以外，共有三机部、四机部所属18个单位42人组成。陈少中副部长指定由我牵头和部机关的苏大鲁、杨光中、顾伟豪三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由我对外主谈。改装歼7是为了装备空军，空军派出科研部章克文、唐志坚同志参加。　　　　1982年歼7B型机在西昌打靶。左起：孙德生、陶发宽、屠基达、逢景和。

一、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我虽然已出过几次国，但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奸巨猾久战沙场的英国佬谈生意，却是第一次，更何况要谈的是现代化的航空电子，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务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务董事兼技术董事马利纳率领的12人庞大代表团，包括公司内雷达、无线电、平显、惯导、飞行控制各分部的经理和专家。这阵势显示了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马可尼公司在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后率先步入中国市场的决心。

谈判虽然有段子俊、陈少中两位副部长作后盾，但出面主谈，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一轮谈判，预定中间还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厂的飞机，这是我们厂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的外宾，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虑。因此在谈判前，关于谈判方案的书面请示中，同时纳入了关于工厂对外的口径。我在报告中考虑到开放的长期性，第一，建议工厂对外叫成都飞机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记，也不叫制造公司，公司不应该光搞制造；第二，从生产能力、机构、人物到产品都如实讲，只是厂长改叫总经理。这个书面请示，当时即经段、陈副部长同意并报吕东部长批准了。

1979年3月3日在北京饭店第一轮谈判开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绍马可尼公司开始，然后其他人分别介绍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谈判开始详细介绍了歼7飞机，使英方感到我们要引进他的设备是有诚意的，因此明显地感到振奋。讨论越来越深入和有针对性。看样子，彼得曼这个老板，技术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比如谈到飞机空间紧张时，他建议换一个小的无线电罗盘；飞机电源紧张，他建议改用效率高的静止变流器；他还提出小飞机航程短不必用惯导，等等；而无线电罗盘、静止变流器都不是马可尼的产品，惯导却是马可尼管的产品，使我感到他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分寸，并不像我年轻时在上海看到的滑头商人样子。

谈了三天之后，我们感到好些事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符合。一是原来设想买现成品，当年即将开始改装，实际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二是想通过他们引进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英方认为歼7机头空间太小，且明确提出这要政府专门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进；三是我们想引进惯导技术，英方主动说歼7这一级飞机不必用惯导，我们不顾实际，硬要装，也不合适；四是我们原想先拿设备来试改，飞机改成后再谈订货，他们说不可能，单引进技术，不买成批产品不可能。这就必须修改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另外，我考虑到由歼7一家对付几个外国公司，去货比三家，担子太重，因此建议段、陈副部长考虑扩大一个机种谈对外引进。　　　　歼-7M型139号原型机（资料图）

陪英国客人到成都看了一天工厂和飞机，又返回北京继续谈判。他们看了我们成飞后，首先一个主要印象是中国的航空工业规模不小。对飞机他们立即看出我们的歼7Ⅱ型和米格-21不一样、座舱盖不一样，防弹玻璃取消了等等。为了处理好雷达受进气道影响产生假截获，马利纳问我，可不可以把进气道唇口有一段改成非金属的？为了提高雷达罩的效能，能否把锥形改为球形的？我当场从技术上说明不可能，把球踢回去了。

回到北京，部长们已研究决定歼7就不引进惯导了，雷达改为测距雷达；此外，歼8已经上级批准可以对外开放谈引进，惯导及脉冲多卜勒雷达由歼8引进。

整个活动到3月17日才完，谈判有一个纪要由彼得曼和中航技副总经理江同共同签的字。这一轮谈判时间达半月之久，参加单位及人数多是很突出的，加以事先的组织工作比较仓促，中间的变化又大，外事工作也缺乏经验，虽然圆满结束，但教训也不少。

回到成都，我身上仍主要担的歼7Ⅲ的担子，主要抓落实部党组关于歼7Ⅲ的决定。3月初4月中又先后接受叶正大、曹里怀首长来成都检查落实歼7Ⅲ的工作。5月初671所王南寿第一总设计师病后，我只好先挑着，按原定计划去北京向部、工办、空军等领导机关汇报歼7Ⅲ的方案，6月初汇报完后又随崔副部长陪张廷发司令员来成都观看M样机，等等，我处在两栖的状态。

直至1980年初，部决定我正式退出歼7Ⅲ设计工作，虽然我为歼7全天候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离开有些舍不得，但可集中搞引进了，也好。

二、令人烦恼的十轮谈判

怪不得王震副总理对歼7引进改装的谈判太慢发过脾气，我们也没有估计到谈判那么费口舌。

马可尼公司的谈判方针，是先把技术状态弄清楚，然后开始谈合同文本，最后谈价格，在此过程中技术规范逐步成熟一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谈判中，我方虽处在“顾客是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有两大固有难处：一是技术业务水平处于劣势，二是语言障碍。技术上，什么平视显示/武器瞄准计算机，什么数字电路，我方可以说还没有入门，第一次谈判我们向马可尼提出各项设备的技术要求，集中三机部、四机部和空军的专家，只写出了10页纸的要求，对比于最后合同签字时经过双方一字一句反复细扣长达三百页的技术规范文本，不太可怜了吗？在谈判中，既要设法弄懂又不能太示弱于人，又要避免吃亏或让人牵了鼻子走，难啊。　　　　歼-7M型134号原型机（资料图）

唯一的办法是天天开夜车，应付白天的谈判，至于谈合同，合同稿是英方提供的，我们几个人，中航技的商价处长罗毅，我们厂的王孝业，部机关的顾伟豪和我，只好第一天晚上一起消化谈论，研究好几条，第二天罗毅出面谈，谈完一天，晚上再讨论第二天谈的内容。语言障碍，在1979年那个年代，更是可以想见的。英方用的是本国语言，我方必须用英文，无论技术语言、合同法律语言，我方花的功夫就成倍地增加了。因为稍有不懂，一句话未看懂，一句话未说透，就表示YES，就要出问题。好在1979年中开始孙肇卿同志以中航技副总经理身份来主持这个项目，他谈判打交道比较有经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9年3月开始谈，到1980年6月签订合同，前后历时16个月，　

不计领导层的活动，具体谈判英方来华8次，共70人次，我方去英2次，共43人次，一共谈了十轮。其中酸甜苦辣样样都有，我为此出差200天以上，再加上1979年还有歼7Ⅲ型的出差，家里妻子叫苦不迭。谈判中有时往往谈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还得耐着性子再谈。比如有一次谈雷达性能，英方回去做了工作后想往后退，就耍赖说当初谈的性能是不带雷达罩的，想一下子退30%0，而且由道貌岸然有学者风度的技术董事出面谈，幸好过去文字上我们已扣死了的，才把他们压了下去；电磁兼容的责任问题，则反复争论了好几次，直到合同签字前夕才谈妥。最伤脑筋的一次，是1980年4月在上海国际饭店谈价格，谈得双方气都很大，本来预定晚上由孙肇卿请英方耐罗等吃饭，也撤销了，从来不动摇的我，那晚也感到谈不下去，吹了拉倒，却不料第二天耐罗转变了态度。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生活上也很艰苦。好多次住在第二招待所，没合适车坐，每天来回跑路，夜夜加班到12点，还得保持仪容。谈到中午，外国人车子一坐接待走了，我们只好买几个面包啃一啃。最有意思的有一次中航技蒋士钊同志给安排在民族展览馆十楼谈判，外边零下20摄氏度，谈完出去找中饭吃，碰到刺骨寒风，至今记忆犹新。总之，个人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是不少的，但是为了国防现代化的大目标，为了建设人民空军，这些事也就无足轻重了。

1980年6月，我们赴英谈判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达成双方一致的合同文本和技术规范。仅我和邱普达二人经手有账可查的就谈妥了一百个左右的大小问题，我们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的第一个军工合作项目合同终于在英国国防部大厦里签字了。国内派出了以段子俊副部长为首，由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总参装备部崔文波处长、空军订货部范俊秋部长、成飞的谢明总工程师以及四机部十院副院长、海航科研部处长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由孙肇卿总经理代表中航技签字，技术附件是由我代表中航技签字的。谈判小组成员11人包括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总参装备部张之苓同志等，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合同共为空军装备100架改装的歼7飞机(国内叫歼7ⅡA)，引进设备外加20%的备件，一二线地面设备按空军科研部代表的意见按三个基地配置。合同里同时达成了引进设备在我国生产的制造许可证转让的条款，转让费为24套设备的价格，因此又增了引进生产线培训所需的20套设备散装件。飞机改型由我们自己负责，设备装机后的试飞双方共同负责。

飞机改型由谁负责，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担心我们对引进航电设备吃不透引起改飞机上的失误，因此考虑包给马可尼负责，马可尼公司也认为可以干，他可在英国找飞机公司去合作，当然这要花更多的钱。我考虑到：一、飞机究竟是我们最熟悉，拿出去请人家改型，不像话；二、自己干省钱，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三七工程飞机改型设计和顾问费要价450万美元)；三、自己改型，虽然有风险，但可逼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多学一些东西，而熟悉先进航电这条路，迟早要走出来的。因此，在与厂里同志商量以后，我就表态由我们承担不要英方管了。现在看来，连同我在谈判中竭力坚持马可尼应无偿向我提供平显软件并随后无偿培训这件事一起，为我们后来扩大出口改型掌握了主动权。　　　　伊拉克空军装备的歼-7M（资料图）

从急需改善我空海军装备出发，1979年我国即成立了总参、工办、三机部、四机部空海军组成的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由段子俊、曹里怀分任正、副组长，中央由王震副总理直接抓。邓副主席曾指示王副总理，要求速办，王副总理十分着急，曾有批评。为了要出国签订合同，三机部、四机部联合向中央写了报告请示，中央主席、各副主席全部圈阅同意，并有具体批示，如引进生产线的国内建线费用如何处理等，事情办得很慎重的。

签完合同，我们就回国了，但孙肇卿同志留英长驻了，所以后来在北京向部党组汇报，向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汇报，都是我具体做的。曹里怀等领导同志对合同和引进设备都认为很好，表示同意。我还参加了国防工办叶副主任主持，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总参装备部参加的7项引进设备国内定点分工和费用的会议。会上研究，大气机由161厂，雷达高度表由782厂，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厂，测距雷达由781厂，平显由171厂(电子及总装)及248厂(光学部件)分别定点形成生产线。

合同签订一个月后，中英双方互相发出了政府批准的文件，合同正式生效了。我们的飞机改型工作、马可尼的研制工作、双方如何合作的谈判、引进生产线的具体条款谈判都接着全面推进了。7项引进设备中，马可尼公司除负责系统综合外，自己生产4项，其中平显是小改型，大气数据计算机是大改型，测距雷达是全新研制的，电台也是全新研制但合同前早已开始并不是专为我们的。此外，静止变流器是购自美国的成件，照相枪是英国另一公司的改型产品，雷达高度表则是由我们单独与斯密司公司订的合同。总之，马可尼公司的研制工作量也不小。

合同生效后，北京成立了“歼7改装联合办公室”，总参、工办、空军、三机部、四机部派人参加，我们部里由杨镛、毛德华同志为首参加。也要求厂里有相应的专职机构。不久我们老厂长孙志端同志调北京，谢明同志就任厂长，我就任副厂长、总工程师，但设计、引进出口仍由我分工负责。我们成立了外事办公室，除一般的外事工作外，并兼引进的项目办，由王寅恭副主任主管引进项目。

三、风云变幻

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有不测风云”，而今风云早已可以预测，可我们的经济建设反倒像起过去的风云来了。

1980年底，严格说12月29日，我接到部办公厅电话，急事要我立即赴京，我立即设法坐飞机赶去，31日早上赶到段副部长办公室，陈副部长已在那里了，在座的还有中航技引进处处长柯德铭。到后才知道要研究上级决定撤销马可尼引进项目的问题，我的脑子里不禁嗡的一声：当初中央催得那么紧的政治任务，现在一下子变得那么快！

段部长正在工办开会，等他回来前，陈部长和柯处长先向我谈了情况，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12月23日，张爱萍副总理召开了会议，决定从马可尼公司引进的项目“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现在马可尼公司及斯密司的两个合同，预订金已经付出，有关银行的信贷保险、手续费、保函费也已经付出，国内飞机改装等费用已经发出，如果退合同，预订金退不回，约有600多万英镑，加国内费用，损失将达4000万人民币。　　

为推销歼7M型飞机，屠基达与中航技赵光琛、赵鸣歧军等访问泰国，在曼谷旧皇宫前合影。（1984、12、6）

他们算的经济账，我本能地谈了技术账：战斗机上装平视显示器是一大技术进步，是世界上的发展趋势，1976年我出国去看米格-23，还是瞄准具，后来报导米格一25也仍是瞄准具，可见苏联在这点上已落后一步，我们歼7好不容易可以装上这种F-16也才开始用数字计算机进行火控计算实现快速热线射击，一旦放弃，何时再成？太可惜了。

当场，我们议论了经济上要不损失，技术上又能保住希望，只能合同不退，设法把引进设备装上飞机卖出去，以出养进。过了一会儿，段部长开会回来了。他说，上边讨论了国际关系的政治账，特别是外交部对要退合同很吃惊，认为我国在国际军事贸易中，领导人说了话，不算，现在订了合同又不算，今后国际信誉怎么办？

歼7M飞机英国对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法国的汤姆逊公司就未被政府批准来谈，西欧是没门，现在英国谈成了，又要退合同，今后还和西欧打不打交道？会上又提出空军没钱，准许三机部改装了飞机一起卖出去的想法，但曹副司令又不同意……

接着我们四人就讨论了如何减少引进费用的方案，包括缩小引进数量，减缩引进生产线项目或暂时不引进生产线等。讨论完，我就从部里直接赶机场飞返成都了。

原来合同预定1981年1月份要去英国讨论接口控制文件等，我们正在积极准备之中，这么一来就出不去了。

2月12日，毛德华同志自北京给我打电话说，给上边的报告尚未批复，但看来不行了，工厂的飞机改型工作暂停吧。我说，厂里工作早已全面铺开，现在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停简单，但再要启动就难了，我的意见，我们工作先不停，等等上边消息吧。

2月26日，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给总参装备部打电话说：空军看到了三机部给张副总理关于引进马可尼项目的调整方案报告；现提出空军意见如下，大意是，一、建议撤销与英国的改装合同，主要理由是改装的歼7不能全天候作战；二、若三机部坚持改装下去，则费用由三机部负责解决；三、赔偿英方的费用应由承办单位三机部负责。

刘华清副总长看了上述电话记录稿后批语：“歼7引进改装的谈判、考察、签合同，三机部、四机部、空军都参加的(总参签合同时参加的)，去以前和回国后据说都向张司令汇报过，当时都赞成，现在要三机部负责赔偿，将来定要扯皮。”

话又说回来，在谈判期间，陈少中副部长指定我代表中方与马可尼公司谈引进的技术规范，并由我签字，我曾向陈部长说，要我代表可以，但国内又有四机部，又有空军，部内又那么多厂所，是否以后内部先大家签了字，然后我一个人与外国人签？陈部长笑着说：“老屠，你真顾虑太多，我们共产党办事，一起讨论定的，说话是算数的，用不着办这种内部手续，你就大胆去签吧。”陈部长说了话，我也不再说了。到了这当口，因为国民经济调整，空军没有钱引进，我看大家都是通情达理互相谅解的，你不说这个，而是把要退合同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没有改装出全天候飞机这技术状态上边来，显然无视合同谈判你自始至终都参加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嫁祸于人的。　　

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歼-7MP，属于歼-7M系列的巴基斯坦版本。（资料图）

接着按照上级的指示，孙肇卿同志在英国出面与马可尼公司谈判终止合同的问题。终止合同当然引起马可尼公司的损失，不仅许多研制工作废于一旦，而且元器件订货、外购设备订货都有合同，他都要退出合同，甚至为了这个项目雇聘的人员都要解聘，这些钱加起来，预订金是远远不够的。以后每谈一次，赔偿金额增加一次，因为他工作仍在按合同进度抓紧进行，我们什么都未拿到，光往外赔钱，太冤了！

我一辈子为了改善空军的装备苦苦追求，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想到的只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所在，现在千辛万苦干，到头来落个技术上不符合事后捏造的空军要求，损失几千万元的罪名，多想不通呀。

3月中，我去北京，与中航技的刘国民同志等一起研究了约旦来买歼7的事情，并决定用文字介绍引进设备的优点，向约旦推荐用平显等改装的歼7飞机(约方事先并未要求改航电)，约方4月中可答复我们是否要引进西方的先进航电。4月份，中航技刘国民等去约旦，我们彭仁颖同志参加了，约方正式表示要装有平显的歼7飞机，但要同时实现其他改进项目。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四、绝处逢生

与约旦的合同，1981年6月签字，8月付预订金后生效。因约方急要飞机，双方商定先交不装引进航电的B型机后交M型机。

1981年7月，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最高当局做了严厉的批示。才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莫部长亲率工作组来厂蹲点。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发动机又常出问题，飞机出不了厂；歼7Ⅲ的研制进展缓慢，工办很不满意。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沉着应付。

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断绝了我们歼7ⅡA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只能被迫把劲使在做好善后工作上去。咬紧牙关，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不让部里赔冤枉钱，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的确，我们的风险够大了。比如，第一，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607所、613所、618所等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销了，全部专业技术工作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了。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本来是有现成的，但兄弟单位退出后不给了，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我动员陈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　　　　巴基斯坦空军的歼-7P，是歼-7MP的进一步改进版。（资料图）

第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不仅进度急，而且改型项目多，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一次成功。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玛特拉R550红外格斗导弹，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5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他们非常明确地说，不加机翼副油箱，飞机就不要了，我们只好咬咬牙，答应他们。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过来，必须加配重，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就当场敲定了。我内心想的是进度太紧。

第三，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研制批新设备试飞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好吗？指标精度能达到吗？新设备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会出洋相吗？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但飞机出口时问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这个风险，陈部长说就冒了，我们看也只能如此。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

两个合同这样的复杂交叉，我们并不愿意，但又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我们甘冒风险。

1981年9月10日，陈少中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厂，在我们招待所召开有20个厂所参加的歼7B型和M型技术经济协调会，即有名的7819会议。

在此以前，9月1日莫文祥部长即对我们说“出口约旦的合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必须统一思想，打好这一硬仗。”

事实上的确如此。要救活引进合同，只能抓住唯一的出口机会，而要达成出口合同，又必须答应对方的进度和技术要求。三机部和我们厂都被逼上了梁山。

所以陈部长在7819会议说：“歼7B型机和歼7M型机，要一次试成，要冒这个风险。总设计师要给下边承担责任，部长要给总设计师承担责任。无限风光在险峰。搞成了，132厂算闯了路子，要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做好这篇文章，要打105分。”

挂半吨重的勋章，我们没有这个奢望，我们国家也不兴这个，但争取打105分，倒是有此雄心的。实际我们厂面临的这个工程，不是两个改型机型而是三个改型机型(还有歼7ⅡA)同时并进。要搞好它，不像放原子弹、放卫星那样一鸣惊人，但摆在一个厂的力量面前，是够掂量的。何况我们厂还有企业整顿、Ⅲ型研制、批生产等任务。　　

出口合同的16个月内即1982年，就要交付20架歼7B型机。B型机要改进飞行员弹射救生性能，要提高飞机成附件寿命，并必须装上红外格斗导弹。

当时我们国内没有玛特拉红外格斗导弹，处理设计交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出口的飞机既能装它，就应该试验验证，不能一挂了事。试什么呢？导弹挂架是改型的，转接具是我们新设计的，悬挂后外形、气动性能、重量均起了变化，电源系统采用了静止变流器，这些，要进行风洞试验，系统功能试验、强度试验、地面共振试验及空中投放试验等。而更重要的，要进行防止空中停车和武器发射的一系列试验。格斗导弹采用丁羟复合炸药，总冲和比冲高，烟雾大，对我们泼辣性不好的涡喷7乙发动机易于引起空中停车，所以必须采取防止空中停车的措施，即飞机上有一套联锁点火装置，发动机改为煤油启动，以避免汽油在高空产生气塞。设计的联锁点火装置连同改装的发动机，由设计所副所长沈泳沅同志主管，去630所做了18次地面小火箭吞烟试验，24次空中吞烟试验，结果可行之后，再改装上飞机，由我们厂自己作实弹试飞。1982年10月，歼7B型机由副总陶发宽同志带队转场至西昌试飞。不料，第一次发射火箭弹即发生了空中停车。幸而改型的发动机我们已进行四次空中停车后一次启动成功的试验，这次意外的停车，空中启动也成功了，飞机安全返航了。但如吞烟后会空中停车，打起仗来是不容许的。这事可大了，年底要交出20架飞机呀。我带着铅块似的心情，赶到了西昌。

试飞员李湘君大队长反映，发射导弹后，飞机被黑烟罩住约一秒钟，飞机颠簸似骑野马约10秒钟，并且风挡一片模糊，影响进场着陆。我看了飞机：发射架、进气道、中锥、垂尾前部、风挡玻璃有一片白色沉淀物，发射架前端有局部烧蚀痕迹。经过查看了仪器记录与大家分析，停车原因首先是联锁点火时间稍晚于飞机吞烟时间，其次是飞行员没有掌握好发射导弹后的飞行姿态，飞机大量地吞了烟。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改进再试，年底交飞机，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飞机改进后先交出去再补做试验，于是把我们的技术分析报告给部里。经部批准，20架歼7B型飞机年底按合同交付装箱发运。以后在1983年8月，我们转场至一基地进行了五次空中实弹射击，都未发生空中停车，我们这才放了心。

两架改型的歼7ⅡA飞机，除装备从马可尼等公司引进的7项航电设备以外，还装有7项罗综一2等国产新设备，飞机上做了上移空速管等11项改进。1979年10月三机部在我厂召开了有空军、四机部及有关厂所参加的方案论证会和成品协调会。以后1980年7月引进合同签订后，三机部于1980年10月向我厂下达了歼7ⅡA改型任务，并同意我厂上报歼7ⅡA飞机总方案向总参转报。

引进工作中，签合同后我们与英方进行了五轮技术协调，签署了接口控制文件，讨论和制订了设备试飞的大纲，向英方提供了各项武器的弹道参数，核算了系统精度；通过预研机的试飞，向英方提供了空速管激波修正量、改进传感器修正曲线，雷达高度表天线造型、电台天线配置方案；审签了马可尼起草的飞机安全试验程序等四类程序；派人参加了英方的各项试验及四套预生产型设备及地面系统试验台的验收，按英方技术要求在我厂建立了一个系统试验的工程试验室……所有这些，对我们厂来讲都是全新的业务，如果引进工作按原定计划进行，其中很多工作可以依靠各设备的引进厂和专业研究所，但现在不行了，逼着我们自己一边学一边干，在探索中一步一步前进。　　

1982年10月，两架全新的歼7ⅡA型飞机，经过工厂调整试飞后，转场去630所进行全面鉴定试飞。国内第一架装平视显示器的飞机首飞的飞行员是我们试飞大队副大队长余明文同志。在我厂及630所共试飞212个起落，包括在大连的雷达精度试飞。事先有4名试飞员曾赴英接受培训。

试飞中，各项引进设备不断发现故障。这些从客观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平显显示重影、抖动、中断；雷达高度表低高度及高高度乱告警；照相枪卡片漏光；静止变流器三相不平衡；大气计算机输出达不到警告范围；电台发射时啸叫等等，特别是测距雷达截获进气道和截获地杂波两大难题，解决它们真是费了不少周折。解决这些引进设备故障主要要英方处理，但是有时扯皮扯得很厉害。他们往往要找飞机或飞行中的毛病，说你飞机有干扰呀，安装得不好呀！或者干脆说这不是问题，想蒙混过关。反正我们要卡住试飞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也得有技术上的说服力，客观上逼着我们的技术人员往技术深度钻。

1983年7月，我们的飞机在大连试飞，我率人去大连与英方谈判，10月又去北戴河与英方谈判，1984年1月去英国催促验收，往往都是在几天的唇枪舌剑之后，才最后碰杯谈友谊了事的。在大连那次，英方善于扯皮的技术经理硬说雷达是好的，只是飞机在航路上遇到了山头或大树，所以截获了不应有的地杂波，而且逼着我们马上把数据从西安送来，可是我们分析飞行线路上没有那么高的山，绝不是这个原因。后来他又说除非是脉冲多卜勒雷达，否则总会有地杂波，好像技术规范不对。我们分析后要他改进内部线路，他又说了可以改，但一要有足够时间，二要影响距离分辨率和试飞结果……扯皮扯得没完没了。我们必须在卡住质量和保证进度之间做出最好的选择，因为飞机出口进度等着要合格的装机设备。改进，再试飞，再讨论，几次一反复，而且设备改进只能在英国，进度拖了。

向英方交涉他们拖了进度，他们拿出日记说，你们试飞拖了进度，哪天到哪天本来可以飞，你没有飞……使我们哭笑不得。英国佬的工作比我们细，习惯也好，他们出差在中国，每天都有详细的工作日记，而且每天要中方代表审定认可，日后可以作为正式依据。而我们往往忙了一天之后，就只想明天如何了，不严密。后来谈的过程中，他们又把开始执行合同时，我们国内动摇，与他们几次说退合同，我方推迟派人出国、谈接口拖后5个月等原因，认定导致合同拖进度是中方的过失，我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不好说。

在装机试验前，我们及时发现了飞机上的国产风挡玻璃光学质量差，用平显校靶镜校靶不行，于是决定紧急从英国“三重”公司引进光学质量较好的风挡防鸟撞玻璃，这就又增加了一项配套引进。　　

五、背水一战

打不好歼7M型飞机首次出口这一仗，我们将连同航电引进一起全军覆没，这的确是前临大敌后无退路的背水之战。

歼7M型飞机是要装全套引进航电设备和配备红外格斗导弹的飞机，所以要全部继承歼7ⅡA及歼7B的改进成果，此外按合同还要进行其他改进。所以我们通常讲歼7M型飞机即广义的包含了歼7ⅡA及歼7B的共同成果。

歼7M出口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在抓引进及歼7ⅡA的同时，立即就着手改歼7M的其他改进项目。提高外挂能力、增加续航时间和距离，是歼7M另一项重大改进。这要求飞机机翼增加一对挂点，使全机增加外挂能力，可同时外挂三个副油箱，也可加挂火箭炸弹。这样，燃油系统、武器系统都要改进，机翼结构既要改进又要加强，重量大了，前、主起落架要相应加强。由宋开基同志主持机翼改进设计就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从飞机制造经济性和缩短研制周期出发，要求改进有最大的继承性，设计的结果达到新歼7M型机翼与Ⅱ型机翼有75%零组件是通用的。由于设计上掌握得好，1981年11月即发出了改型图纸，副总工艺师姜诚豪和副生产长胡勋琪等率领广大干部、工人奋力拼搏，1982年底即完成了首批两架份的机翼试制。以后经过9项强度试验、机翼油箱的振动寿命试验、机翼的共振试验、全机的共振试验等，终于达到可以装机试飞的要求。

火箭弹射救生系统的提高指标，是在谈判中逼出来的。约方本来要求达到零高度零速度安全救生，这涉及火箭弹射座椅和座舱盖两方面的问题。火箭弹射座椅可设想买个马丁贝克零零座椅，但座舱盖要达到零零指标也不容易。何况国外采购座椅要花很多钱，我们自己的座椅又出不了口。因此，我们耐心地和约方谈，最后达成零高度小速度130千米每小时的协议。我们原来的座椅是零高度250千米每小时的指标，要提高。130千米每小时的小速度指标是苏联米格-21MΦ和米格-23的指标，所以约方能够接受，我们根据过去的试验分析感到也是可行的。有速度弹射试验要由航空救生所组织去兰考试验场做火箭滑轨试验，所需人力、物力及费用都很大，我们座椅设计组研究后提出请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协作用轰5飞机地面滑跑进行小速度试验的大胆建议，我很支持这种首创精神。经派人与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商定后，由设计所副所长杜志光同志带人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不仅很快圆满地完成改进指标的目的，而且节省了费用和时间。

机翼上加挂副油箱后，要改变全机的输油控制，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四种设计原理方案用简陋的设备进行了四轮地面试验，分工这方面工作的副总设计师彭仁颖同志为此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地面试验成功之后，26次地面开车测试试验，空中投放了14个副油箱，终于认可了设计方案。

没有装引进设备的歼7M型飞机，于1983年8月30日即首飞上天了。又用改装飞机做了其他项目试飞，初步判断飞机结构及系统改型是可行的情况下，1983年10月我们就决定冒险投入10架份飞机的零件生产，抢出口飞机的周期。

按照飞机制造的规律，飞机型号的研制，除了指标方案论证报批以外，首先要通过完整的定型试飞，暴露设计中的问题，不断加以改进，然后进行设计定型。定型以后又要以几十架飞机分成若干小批生产反复进行工艺鉴定，最后达到生产定型，才能成批生产，以保证稳定的产品质量，这就是生产飞机的四阶段。但是出口飞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允许我们走完四阶段，而出口飞机的质量又必须得到充分保证。所以除了设计上必须反复论证、精心从事、严格试验、避免差错以外，制造上只能设法通过这十架飞机的制造，做好1300多项新零件的工艺鉴定工作。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广大工艺人员来讲既是空前的又是责任重大的。

从技术上解决这个工程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采取了分散矛盾逐个吃掉的方法。除了设计、试制、地面试验以外，不算开始飞天线的试验机，我们先后共用8架飞机进行验证鉴定试飞，共飞了489个起落。用两架歼7B型机飞挂装格斗导弹及防停车措施、两架歼7ⅡA飞机飞引进设备外，又用一架改装飞机飞外挂物投放及武器发射，另一架改装飞机飞燃油系统，用两架M型原型机飞飞机性能、操稳特性，之后再补装上引进设备作歼7M型飞机的全面试飞。除两架歼7ⅡA外，其余6架飞机都是工厂自己飞的。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拳打脚踢，全面开花，从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保证出口工程的完成，部里对我们首次实行了技术经济总承包，这项改革的尝试，也是歼7M研制的一大特点。在与部机关协议好总承包的条件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BM工程技术经济联合办公室”，由设计、外事、计划、财务等部门抽人组成，由设计所技术室主任许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我和经营副厂长张建勋同志直接领导，副总会计师王恩荣同志也积极支持。我们制定了研制费用内部包干的管理条例，应用网络管理，落实各子项目的承包，建立严格的费用核算程序和合理的奖励制度，设立攻关奖和节约奖，推动所有研制人员人人当家理财，事事节约算账，使技术方案尽量优化。如上边说的用轰5飞机地面滑行代替低速度火箭滑车试验的建议落实后，不仅抢前了半年时间，而且节约了20万元研制费，B型机试飞承包后，试飞大队、飞行试验室和设计所研究后，节约了十个试飞起落，节约研制费3万多。我们都给有关人员发了节约奖。小头给个人，大头在工厂，我们最后算账，整个引进及出口工程承包总费用中，大约节约出了2千万元成为纯利，为工厂的发展和集体福利在资金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引进设备经1984年4月由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最后完成了试飞结论，1984年3月我带队在英国接收了第一套生产型设备，比预定的速度拖后了11个月。不管怎样，万事开头难，以后就可以陆续交付了，陈志立同志作为我们的总代表留在英国。第一套设备以最快的速度运回国，在厂内做了预定的地面试验之后，1984年4月完成了第一架完整的歼7M型飞机的总装，1984年7月第一小批飞机经过出厂试飞胜利地装箱发运出口，同年底完成第一个30架飞机的出口，1985年5月前全部60架出口飞机已发运完毕。这一惊人的速度，是由任何重大步骤都保证一次成功、紧张的组织工作和确保质量的技术工作作后盾，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兄弟单位大力协作下全厂上下决心为国争光为民争气的一曲胜利凯歌。

我国和我们部的国际信誉保证了。引进合同和2亿多美元的出口合同保住了。背水之战胜利了。歼7M型飞机在严峻的条件下诞生了。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竞争需要的冒险路子走通了。　　

这里要说清楚的，完成出口的时间，大致也比开始预定的时间晚了11个月，但这是中航技副总经理刘国民同志不断与约旦谈判后取得约方认可的，他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像陈少中同志在1984年11月歼7M型飞机鉴定大会上所说的：“歼7M型飞机是我们拿在手里的轻型歼击机中最好的飞机……它从开始下决心到现在研制成功，是一个大胆尝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果断的决定，表现出勇敢的进取精神，可以说是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特定的任务。”高镇宁副部长出席了鉴定会，代表航空工业部宣读了贺信。外事局孙肇卿局长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回顾了五年多来的艰难里程，满怀信心地展望了歼7M型成功后出口的前景，并特别向他任外事局长三年多来在精神上给他以支持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是的，没有这五年生死与共的共同奋斗是难于体会他的心情的。此时，我这被历史推上了马可尼引进项目和歼7M型飞机改型出口的主角，激动得眼眶充满了泪水，五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国外的压力和国内的危难，此时都抛向了九霄云外。

支持我们这个工程的领导包括段子俊、陈少中副部长，还有崔光炜、何文治副部长，飞机局的张金波、毛德华、李周书、陈宝琦，各位局长都先后管过我们这个工程，支持我们的兄弟单位，除中航技外，如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黎阳公司等，就更多了，他们为工程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这时，陈少中同志已经从副部长岗位退下来了，我也不可能为在整个工程完成过程中作过巨大贡献的同志向陈部长要求他兑现过去的许诺：“请国务院给你们半吨重的勋章”。我向高部长请示，可否给立些功，但没有成功。歼7M型出口，此时只剩下了中航技公司一级的经济意义，失去了主要装备我们空海军本应有的政治意义，因此没有嘉奖，没有颂歌，没有鲜花。

从另一方面看，最大的收获是否定了一路上的各种非议和可能遭到的厄运，因为如果不成功，还不知道单位和个人的风险有多么大。

1983年初，航空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大会上张爱萍副总理讲了话，批评航空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引进斯贝，第二是引进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机，要求吸取教训。我当场听了，脑子里才有些清醒：为什么不少原来参与这项目的同志后来与我们保持距离不积极了，原来领导上对没有退掉合同，意见还很严厉呀！后来，部里组织了三项引进的调查组下来调查，我只能如实向调查组做了汇报，这是一个党中央正副主席全部批过的项目，不是三机部私自行动……他们怎么向副总理做出交代，我不知道。但至少让我预感到在向歼7M型飞机成功的顶峰攀登的时候，弄得不好，大约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的。因为全局性的不成功是存在的：引进工作上技术失控、或不适用或质量很差或吃了大亏；出口改型不能一次成功出现大问题，或性能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进度严重拖后或质量太差，导致买方终止合同要求赔偿这一切，恐怕就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了，还可能成为政治问题上纲呀。

六、柳暗花明

为了在文字上留下航电引进和飞机改型出lZl中的技术经验，我组织了歼7M等三个机型的经验总结，出版了两册研制文献。在没有更高的上级鼓励我们，整个工程还处于低谷的1984年6月，我为文献写了一篇代序“成绩和光明”，用我微薄的力量努力鼓励我们有些精疲力竭的技术人员，提出了平显等航电设备在歼击机上将必不可少，包袱会转化成起飞的助力，特别是在出口机型上。五年后的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是对的。

1983年7月，歼7ⅡA在大连试飞，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为主，我们参加，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正在孙肇卿同志主持下与马可尼的人谈预生产型设备试飞的问题，刘国民同志陪着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贾玛尔中将来大连看歼7ⅡA飞机了。在听了我和邱普达同志介绍飞机及引进设备情况以后，在机场停机坪上，贾玛尔看了飞机上装的平显等，连声说歼7飞机改装了先进的航电设备，太好了，符合歼击机的发展方向。当场表示了要这种飞机的意向，两个月后将派飞行员来中国飞这种飞机，但是有两点要求：一、飞机试飞之后最终要以实弹打靶来验证火控系统水平；二、希望英国设备在中国有生产线，这样比较放心。　　作者：王蕾来源新华网)(责任编辑：Newshoo)